[46]章志远：《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法学》2018年第9期。

[xxvi]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不过，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回应。

再其次，如何理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央地属性。再次，国务院组成部门能否成为中央内涵的当然要素？我国《宪法》第85条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第89条第4项的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之间显然存在被包含关系，由此一个必然的追问是：除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所指为何？[xxii]既然国务院与国务院组织部门的相对独立性毋庸置疑，[xxiii]结合制度实践，对前述问题的回应只能指向国务院之组成部门。[lxiv]这三类地方制度分别与我国《宪法》第4条、第30条和第31条对应。[liii]至于主导的地位，除了体现为对具体职权何者归中央、何者归地方的最终决定权威（即积极划分层面），甚至还包括对是否有必要进行职权划分进行判断以及在形成否定判断后拒绝履行划分职责的选择弹性（即消极划分层面）。又如，2012年8月的《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同样有16处明确限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语境之中。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其二，军事法院在设立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地方性，[xxxi]但是，一方面，虽然军事司法本质上属于司法权，但军事权的中央属性仍在相对封闭的军事法院系统中被相当程度地耦合于各级军事法院间的关系。摘要:  只有行为人在实施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行政机关才能予以处罚，这就是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

[46]如果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归责，而非按行为人的个人能力来确定，就将大大增强国家干预公民自由的权限，也会导致个人的工具化，违反人格尊严。这种做法能让有无主观过错对行政处罚的幅度产生影响，但不改变是否处罚的决定。然而，过失行为人是无心违法，制裁过失行为比故意行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更大。两国在行政处罚上均采取责任主义，只是两国在主观状态的要求上存在差别。

注意义务的功能在于，将行为人遵守行为规范的能力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但出于过失者，不得罚以拘留，并得减轻之。

第43条第1款的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第44条的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因可处罚性行为被控告者，在依法认定其责任之前，应推定为无辜。但出于过失者，得减轻之。它们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理应通过制裁的方式恢复法律规定的应有状态。

[40]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299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6月29日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公布施行，同时废止了违警罚法。[24]公民享有人格尊严，国家应当承认并尊重人的主体性，还应当通过制度和程序维护人的主体性。行政法律责任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行政处罚相对较轻，因此在行政法律责任中一般可不必分析和确认违法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

因此前述孙百昌提出的结果责任说的第一点理由不具有妥当性。第二，该私人行为欠缺阻却违法事由（依法而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29]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99年增订3版（台北），第555页。行政机关有时将没有主观故意作为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考虑因素之一，即没有故意是责任减轻事由。

反之，规定过失为责任条件。[39]奥地利关于推定责任（过失）的规定，仅是从立法技术上将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实现行政上目的及维护公共秩序，但与严格的人权保障要求并不一致，因此，曾发生这一规定是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而构成违宪的争议。对于过失违法仍然追究其法律责任，必须追问法律所保护的具体法益是什么，以及过于强调法益的保护（类似于结果责任）是否会导致责任主义的崩溃等。行政处罚决定确认的是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规定不考虑主观故意，只要客观使用了，不管恶意还是误用，均要受处罚。不过，注意义务有别于行为规范，后者为法益保护规范，前者则是能力维持规范。第四，行政违法恶性较低，人们对行政违法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厌恶和排斥。

[44]陈清秀：《行政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台北），第153-154页。[23]在日本，对于责任主义的宪法基础，有学者认为在于日本《宪法》第13条（个人的尊重）与第31条（正当程序）（徳永元「責任主義の根拠に関する一考察」九州法学会会報2017年3-4頁），有学者认为在于日本《宪法》第13条（个人的尊重）与第14条（法之下的平等）（吉田敏雄「責任」北海学園大学法学研究50巻2号，2014年，289頁）。

另外，还有构成诸如盗窃、殴打、猥亵、遗弃、虐待、侮辱诽谤、招摇撞骗、煽动、诱骗、伪造变造等诸多行为也明显要有故意，拒不、擅自、不听劝阻等情形亦是如此。[41]然而，从举证责任的一般原理来说，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规范（=法律效果对自己有利的规范）的条件。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过失违法，法律有规定的才予以行政处罚。

[31]不过，现实中大多数德国法律均以过失为处罚对象，故意反而不属于处罚的常态。[20]也就是说，责任主义可以成为制裁性措施的一般原则。从总体上看，主张结果责任的文献较少，但在现实中，这却是较为常见的立场。理性的主体对其自由意志所决定的行为负有责任。

1928年，与《刑法》公布相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新的《违警罚法》，内容上大致延续了1915年《违警罚法》。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条规定：违反本法行为，不问出于故意或过失，均应处罚。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争议不断，因而我国《行政处罚法》在修改之际应当予以回应。对于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现在的理论也有一定的思考，但未必妥当。

然而，没有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上作出一般规定，不等于说行政处罚就无需考虑行为人的责任条件，因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可能规定了主观要素。第一，从实践来看，义务违反者如果真无过错，一般来说较易举证。

第二，刑罚最为严厉，程序保障最为严格。[26]在刑法理论上，早期的结果责任论已被抛弃，由心理责任论或道义责任论取而代之。[5]第三，要求行为人有特定目的的目的型规定有1处（即该法第49条的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在国外，奥地利和德国是实行行政处罚与刑罚分离的代表性国家。

[35]同样主张适用过错推定方式的江必新进一步说明了其理由。[35]参见姜明安：《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

新的规范责任论在重视非难上与道义责任论具有共通性，其非难未必是道义性、伦理性非难，而是具有其他行为可能性却仍然作出违法行为这一意义上的法的（规范的）非难。这是中国法首次就违警行为的责任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否定了故意过失的必要性，同时将过失作为减轻处罚的考虑因素。

[9]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行终字第103号行政判决书。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行政处罚与预防性不利措施在责任要件上是有差别的，预防性不利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将来的危险，虽然也让行为人承担不利后果，但不构成行政处罚，预防性不利措施并不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即无需责任条件。